离开与留下：人口流动的重新选择
人口为什么流动？就业和收入是重要原因，但并不能解释全部人口迁移现象。不同地区在教育、医疗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差异，以及落户政策的变化，也可能影响人口流入和流出。本文将从这些方面出发，观察近年来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格局的变化。
「人口与迁移」系列第二篇。上一篇 《二十年，人在流动》 回答“人去了哪里”，这一篇接着问“为什么走，为什么留”。
按本文的净迁移估算；2012 年为闭合后的净迁入，2024 年为年度净迁移。
这篇故事沿着 31 个省份十三年的净迁移走一遍：人去了哪里，工作能把人带多远，又是什么让一个人从“来打工”变成“留下来”。
数据给出的答案比一句话复杂。有的地方靠工作和收入把人带来，有的地方靠产业、招工和落户政策把人安顿下来；也有一些年份，这些规律同时失效。
主线是 31 个省份 2012—2024 年的净迁移，另用 2011 年的回推值补足分阶段比较。2025 年只有部分指标可得，2026—2030 是推算，不当作已经发生的事实；2020—2022 受普查重定基和疫情流动管制影响，单独处理。
广东不再是唯一的目的地
31 省净迁移率（‰），按 2011—2024 累计净迁移排序；2011 为回推，2026—2030 为推算，2020—2022 单列。
这十几年间，广东累计净流入约 1,056 万人，仍是累计净流入最多的省份。但把时间拉近，优势在变窄：2012 年一年净流入约 183.6 万，2024 年只剩约 27 万。[1][2]
浙江的变化更值得注意。2024 年，浙江净流入 45.4 万，超过广东；江苏和四川各 21.3 万。至少在 2024 年，广东不再独自领跑，浙江、江苏、四川进入净流入前列。
净迁出端也在换人。2012 年，黑龙江净流出 71.5 万，是最突出的流出地；2024 年，河南净流出 28.9 万，山东 26.1 万。东北仍在流出，但流出端不再只由东北承担。
省际之间净流入和净流出的差距在收窄，人口流入的目的地也更分散。净迁移只记录迁入与迁出的差额，不能代表实际流动总人数；人口并没有停止跨省流动，一部分人继续向沿海去，一部分人回到离家更近的城市。
当目的地变多，问题就从“哪里能赚到钱”，转向“哪里值得留下来”。
不是所有迁移，都从工资开始
2012—2024 年，每年做一次 31 省的横截面比较。数据里至少能看到三种流入逻辑，它们是叙事分类，不是统计分类。
市场型：工作先把人带来
广东、浙江。工作与收入先把人带过去；能不能留下，取决于家庭、公共服务与制度。
如果只问一个原因，答案仍然是工作。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里，63.1% 的受访流动人口把务工经商列为流动原因。换成更直观的说法：每十个受访流动人口中，约六个将务工经商列为流动原因。[13]
省际数据也支持这一点。2013 年，人均 GDP 与净迁移率的相关系数是 0.76：经济越强的省份，越容易成为人口流入地。2017 年，这个数字降到 −0.02，几乎归零；2023 年回升到 0.48，2024 年又落到 0.30。工资与净迁移率的相关走势也类似，2013 年是 0.72，2017 年只剩 0.10，2024 年为 0.22。[1][2]
把年份分段看，三段走势并不一致。2012—2014 年，沿海制造业和建筑业仍在扩张，广东、浙江、江苏同时吸人，经济指标与迁移方向高度同步。2015 年以后，省际净迁移与经济指标的对应关系开始减弱。人口回流和就近城镇化可能是原因，但净迁移数据无法判断各自影响有多大。2023 年，疫后流动补回，相关回升；2024 年又回落。
工作仍然重要，但“经济越强越吸人”只适用于某些阶段。还要分清两件事：省与省之间的差别，和一个省自身的变化。在这组跨省数据中，工资和人均 GDP 更高的省份，净流入更常见为正；但只看同一个省逐年变化，工资上涨并没有带来同等明显的净流入。
把年份压成三段，关系的转向更清楚
年度曲线负责呈现波动，阶段汇总负责辨认方向。把年份分成 2011—2014、2015—2019、2023—2024，并将每段的省份—年份合并计算，GDP 的相关为 0.44→0.16→0.40，工资为 0.38→0.24→0.29，教育经费为 0.27→0.09→0.36。三者都呈现“先弱后强”，但 GDP 和教育经费的回升更明显，工资只部分恢复。
公共服务与医疗讲的是另一个故事：公共服务指数为 +0.27→−0.12→−0.11，每千人床位为 −0.17→−0.29→−0.38，并未随经济指标一起反弹。换言之，2023—2024 不是简单回到 2011—2014：经济与教育的相关部分回归，工资未回到前期水平，公共服务和床位的关系则继续偏弱或为负。
跨省比较与省内变化，不是一回事
跨省看，工资和人均 GDP 更高的省份，净流入更常见为正。跨省合并样本相关系数，工资是 0.38，人均 GDP 是 0.36；失业率是 −0.39，出口额占人口比是 0.40，房价是 0.28。
只看同一个省逐年变化，关系就弱得多：工资的省内双向固定效应估计只有 0.07，人均 GDP 是 0.05，失业率是 −0.18，出口额占人口比是 −0.06，房价是 −0.34。两组数值口径和尺度不同，不能直接比大小；能读的是方向不一致。
富省确实更容易吸人，但一个省变富，不等于它每年都会多吸人。市场型模式能解释出发，解释不了全部留下。
时间异常：疫情三年，信号断了
2020—2022 年。经济信号短暂失灵，每千人床位相关在 2022 年短暂转正；这三年不进入趋势与阶段汇总。
工作、收入导向的模式在那几年短暂失灵。2022 年，人均 GDP 与净迁移率的相关系数只剩 0.02，工资转为 −0.32，教育经费为 −0.36；每千人床位却从 2020 年的 −0.44 移到 2021 年的 −0.13，再到 2022 年的 +0.26。公共服务指数也小幅转正。
这不说明床位突然开始吸引人。更可能是防疫管制和普查重定基打断了原来的经济信号。省际净迁移在那几年已经不能按平常年份读，所以正文把这三年单列，分阶段汇总也不纳入。
政策组织型：不只靠工资信号
新疆。产业援疆、兵团招录、落户与教育政策的组合激励，可能共同作用；与广东、浙江的市场型相比，组织化用工和政策激励的比重更大。
2012—2025 年，新疆累计净流入约 203 万人，相当于 2025 年常住人口的 7.7%，在全国排第四。[5][18][30] 排在前面的是浙江 12.9%、广东 8.6%、海南 7.7%。
但这个“第四”只对了一半。同样常被归入政策型地区的宁夏，累计净流入只占人口 2.4%，排第 11，而且 2023、2024 连续净流出，分别是 1.5 万和 3.3 万。把宁夏和新疆、西藏并列，后面的解释就会失焦。
新疆自己也不是一直高。2012—2014 年每年不到 6 万，2015 年一年 34 万，占当年人口的 1.4%；2017—2020 年每年 25—32 万，2021—2022 年转为净流出，2023 年之后才回到 8.6 万、16.2 万、8.9 万。这个起伏不太像“编制持续招人”，更像项目周期叠着统计口径。
钱不是本地经济发出来的
2024 年，新疆城镇单位平均工资 11.63 万元，是全国平均的 1.02 倍；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.09 万元，只有全国的 75%。前者是后者的 3.76 倍，河南是 2.73 倍，浙江只有 2.05 倍。[33]
西藏更极端：平均工资 16.17 万元，全国最高，相当于全国的 1.41 倍，居民收入只有全国的 76%，工资是居民收入的 5.16 倍。财政上看得更直接：2024 年人均财政支出，西藏 7.89 万元、新疆 2.92 万元、宁夏 2.43 万元，广东 1.41 万元、河南 1.17 万元，西藏是河南的 6.7 倍。[33]
这里其实有两套钱：一套是小而高薪的公共部门，一套是一大块收入不高的本地人群。说“这里收入没优势”的人看的是后者，说“编制待遇好”的人看的是前者，两边都没说错。
主渠道是兵团招职工，不是开编制
最直接的通道是兵团招录新职工：整户迁入，分配 60—110 平方米住房、前三年免租，20 亩果园或 40 亩地，15 年免费教育，随迁落户并享退休金；以夫妻职工为单位，由输出地政府组织，甘肃一个县一次就迁了 442 户 701 人。[32] 这是“拖家带口”的制度版本，也确实是编制性质，只是招的不是公务员。
另外两条是产业和教育。2014 年设立 200 亿元纺织服装专项和 10 条配套政策；2014—2023 年，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累计新增就业 91.86 万人次，南疆占七成以上。但这是新增就业，不等于外省流入，大部分是本地农村劳动力。教育这条更直接：新疆一本率 30%、西藏 29%、宁夏 24%，河南 10%、广东 11%，兵团招工材料把“高考能降分”直接写进了优惠条款。三支一扶、特岗、援疆干部量级都小，2026 年兵团三支一扶才招 2250 人。
还有一半原因在流出端。七普存量里，新疆外省流入占常住人口 11.6%，本省流出只占 2.0%，净 9.6%；西藏是 8.1% 和 3.5%，宁夏 8.2% 和 4.6%。甘肃正好相反：流入 2.6%，流出 11.4%，净 −8.8%。净迁移这个指标，分子里混着“不出去”，不只是“吸引人”。距离、语言、户籍和兵团身份，都让人更难走。[5][18]
找到工作之后，生活才刚刚开始
2017 年调查：子女教育是打算居留的首要原因；全国 39.0% 的流动人口有落户意愿。2023 年，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1.29 亿人次。
迁移不再只是一个人的决定，而是一家人的安排。孩子要上学，老人可能要看病，夫妻双方也未必能在同一座城市找到合适的工作。2018 年《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》显示，新生代占 65.1%，家庭化流动在增加。[6] 人口跨省流动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医疗保障如何跟着人走，也就成了一个绕不开的问题。[22]
直觉上，公共服务越好的地方越能留住人。省级数据却给出一个不那么顺眼的画面：公共服务指数与净迁移率的相关系数，2012 年是 +0.36，2017 年转为 −0.27，2024 年为 −0.28。2023 年，甘肃公共服务指数 +0.46、黑龙江 +0.20，净迁移却分别是 −9.5‰ 和 −5.1‰；广东公共服务指数 −0.84，净迁移 +1.1‰。[1][3][4]
学校、医院当然重要。问题在于，人均指标的分母是人。年轻人口流入，会把人均床位、人均学校、人均图书馆摊薄；人口流出和老龄化，则会把人均值抬高。一个省的人均公共服务看起来更好，可能只是因为它的人更少、更老。
所以，省级公共服务高，不等于公共服务容易获得，也不等于它能直接把人留下。
教育投入：差距在扩大
教育投入也是同一个道理。2023 年，上海生均教育经费 7.93 万元，北京 6.89 万元，河南 1.46 万元，甘肃 2.23 万元；上海是河南的 5.4 倍。2013 年这个比值是 5.1 倍，绝对差距从 3.6 万元扩大到 6.5 万元。[4][20]
钱多了，教师质量呢？2023 年，北京高中教师研究生学历占比 44.3%、上海 39.2%、广东 19.7%、河南 11.6%、西藏 7.2%。这些数字看上去和人口流向有关，但把经济发展水平和是否沿海考虑进去后，关系明显缩小；教师学历甚至转为微弱负值。高考本科录取率也是类似，考虑这些因素后从 0.40 降到 0.13。[4][17]
教育当然重要，但从省级数据看，教育投入多的地方，并不一定就能吸引更多人口。经济发展水平、区位和就业机会，可能同时影响着这两者。
对家庭来说，教育是一连串具体决定：孩子在哪里上学，能不能参加高考，老人能不能随迁，医保关系能不能带走。迁到一座城市，和把家安在一座城市，是两种不同的迁移。
当迁移从一个人变成一家人，留下就不只是工资单上的事。
落户越容易，为什么不一定越能吸引人？
2024 年省级落户开放度，对照 2023 年净迁移率。颜色越深，落户门槛越高。
户籍是留下来的门槛。但门槛低，不一定意味着人愿意进：2024 年省级落户开放度与 2023 年净迁移率的相关系数是 −0.54；把经济发展水平和是否沿海考虑进去后，关联为 −0.23。方向是反的：越开放的省份，净迁移反而越低。[16]
北京、上海、天津门槛最高，却仍然吸引人口流入；东北、西北一些省份门槛低，却留不住人。门槛也没有整体消失。南方周末 2025 年的统计中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天津、厦门、苏州、杭州、中山的落户门槛仍高于 50%。[19]
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因果方向反了，或者两者背后有共同原因。两类城市面对不同处境：北京、上海吸引力强，落户资格因此成为稀缺资源；一些人口持续流出的地区，放宽落户则是争取新居民的方式。两种政策方向相反，问题却是同一个：城市需要怎样的人，又能为他们提供什么？
这组数据只能看到方向；要判断放开落户是否真的带来人口，还需要更细的城市政策和时间变化。这里只有一个横截面：2024 年落户开放度对 2023 年净迁移率，方向可见，因果未知。
人们最终选择的，是一种生活
广东和浙江代表工作导向；疫情三年说明经济信号会暂时失灵；新疆则提示，政策和组织也能把人带到一个地方。三种模式看似不同，最后都会回到同一个问题：人能不能留下来。
工作机会依然是人们出发的重要理由，但一份工作并不能解决一个家庭的所有问题。孩子的教育、老人的医疗、社会保障，以及能否真正融入一座城市，都可能影响最终的选择。
对城市而言，吸引人口和留住人口是两道不同的考题。前者需要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，后者需要让人能够在这里工作、生活、养育孩子，并对未来有所期待。
人口流动看起来是一个关于去向的问题，实际上也是一个关于生活的问题。人们寻找的，不只是一份更好的工作，也是一座值得把日子过下去的城市。
数据与方法说明
口径。净迁移等于“年末常住人口增量 − 自然增长”，再拆成出生减死亡；31 省合计的原始净迁移按人口比例分摊残差，闭合到零。2011 年由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、2011 年出生率和死亡率回推；2026—2030 年是模型外推，不是观测。2025 年年度相关只有 GDP 一项可算。正文趋势叙述只使用 2012—2024 年观测值；2011 年回推值只进入分阶段汇总，2026—2030 年推算值不进入趋势判断。
相关与回归。年度相关是每年 31 省的皮尔逊横截面相关。分阶段年份为 2011—2014、2015—2019、2023—2024。跨省列是合并样本相关系数；省内列是控制省份和年份双向固定效应后的估计结果。两者使用同一组 2012—2024 年省份—年份数据，均剔除 2020—2022 年；样本年份一致，但口径和尺度不同，只比较方向，不比较数值大小。
分阶段相关。人均 GDP：0.44 → 0.16 → 0.40；工资：0.38 → 0.24 → 0.29；教育经费：0.27 → 0.09 → 0.36；每千人床位：−0.17 → −0.29 → −0.38；公共服务指数：+0.27 → −0.12 → −0.11。
疫情三年。2022 年人均 GDP 与净迁移率的相关系数为 +0.02，工资为 −0.32，教育经费为 −0.36，公共服务指数为 +0.07，每千人床位为 +0.26；床位从 2020 年的 −0.44、2021 年的 −0.13 转到 2022 年的 +0.26。三年数据受普查重定基和流动管制影响，只作参考。
公共服务回归。教育经费指数与净迁移的跨省合并样本相关系数为 0.42；控制双向固定效应后，省内估计为 0.24。固定效应回归系数为 1.83（标准误 1.90，样本量 248），不显著。医疗供给指数系数为 2.66（标准误 1.44，样本量 279），检验值为 1.85，在 10% 的显著性水平上边缘显著。公共服务总分系数为 3.00（标准误 1.72，10% 边缘显著）；五类指标同时纳入时，医疗为 2.16（标准误 1.02，5% 显著），社保为 1.16（标准误 0.65，10% 显著），教育经费为 1.80（标准误 1.80）不显著；省内固定效应模型的决定系数为 0.251，样本量 248。
落户与新疆。2024 年省级落户开放度与 2023 年净迁移率的相关系数为 −0.54，控制人均 GDP 和是否沿海后的关联为 −0.23；开放度按 31 省 2024 年 6 月的分类归并，分为 0—4 级，不是连续门槛值。新疆 2012—2025 年累计净流入约 203 万人，相当于 2025 年常住人口的 7.7%；七普时外省流入 300.7 万人，占常住人口 11.6%，本省流出占 2.0%。产业援疆、兵团招录、落户与教育政策可能共同起作用，但省级净迁移只能看到结果，不能拆开各机制贡献。
边界。这是描述性分析，不作因果推断。省级相关不能替代个人层面的因果识别；净迁移不是流动意愿，省级人均公共服务不是个人可及性，省际净迁移也不是同一批人的进出。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量反映使用规模，不是医保接续难度的直接测度。正文中的“市场型”“时间异常”“政策组织型”是叙事分类，不是统计分类。
数据来源。净迁移与人口来自《中国统计年鉴》和各省统计公报；经济、教育、医疗来自国家统计局分省年度数据；教师学历来自教育部 2023 年教育统计；三级医院与重症监护病房数据来自《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2024》；落户数据来自张吉鹏、陈翥（2024）；调查数据来自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、2015 年 1% 抽样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。[1][2][3][4][5][16]
参考文献与延伸阅读
正文标注的条目为直接引用或数据来源；未在正文标注的条目，列为方法背景与延伸阅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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